作者：陳榮彬出版社：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日期：2026-01-07語言：繁體中文 ISBN/ISSN：9786267612255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0頁開數：15 x 21 x 1 cm開類別：精選書展 > 國內外文學創作
陳榮彬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自二〇一一年即開設臺灣文學與臺灣文學外譯的相關課程，除了介紹臺灣生態文學、都市文學、歷史小說的英譯作品，也與臺灣文學館合作開設「臺灣文學英譯工作坊」課程。譯者生涯迄今已作品超過六十種，並以海明威戰爭小說經典《戰地春夢》獲得二〇二三年第三十五屆梁實秋文學翻譯大師獎優選獎，也曾以Indigenous Voices: Short Stories by Taiwanese Writers一書譯介甘耀明、瓦歷斯．諾幹的短篇小說。長期於《臺灣文學研究學報》、《臺灣文學研究雧刊》、《編譯論叢》（以上皆收錄於THCI）與Kultura Kritika（收錄於AHCI）等學術期刊發表臺灣文學外譯主題的論文，亦有論文收錄於Routledge Handbook of East Asian Translation（2024年出版）。
國內第一本臺灣文學外譯研究專書解析臺灣文學如何從「自由中國」走向世界 ▍臺灣文學的翻譯，是一趟漫長且仍在持續的「變形記」▍● 白先勇《臺北人》英譯時，書名改為《遊園驚夢》（Wandering in the Garden, Waking from a Dream）● 《孽子》的英文版書名是《水晶男孩》（Crystal Boys），義大利文版又變為《夜晚的師傅》（Il maestro della notte）● 鍾理和的〈假黎婆〉，既可以英譯〈我那來自山地的祖母〉（My Grandma from the Mountains），也可以回到〈假黎婆〉（The Gali Wife）● 為了更加理解小說背景，陳耀昌《傀儡花》的英文書名添增了副標「關於1867年台灣的小說」（A Novel of 1867 Formosa） 十九世紀初期，當德國文豪歌德在倡議「世界文學」時，主張翻譯能促進不同國家之間文化的理解，甚至樂觀地認為文學交往能帶動政治、經濟等其他活動；然而此一概念也引發更多討論：當文學作品翻譯時，面對的不僅是將一個語言過渡為另一個語言，同時亦包含──「文本」的意義真的有辦法被完整翻譯嗎？ 學者陳榮彬鑽研臺灣文學翻譯研究十數年，於本書中，他梳理了聶華苓、白先勇、鍾理和、夏曼．藍波安、田雅各與陳耀昌等人的外譯作品。書中結合勒菲弗爾的「重寫」理論，揭示意識形態與美學如何影響臺灣文學英譯選集的發展，並藉由達姆洛許的「世界文學」相關論述，闡明文學建構主體性的必要；同時延伸夢娜．貝克四種策略，講述白先勇的《臺北人》、《孽子》、陳耀昌的《傀儡花》等，如何利用導讀、書名、譯者序等，讓異文化讀者更理解文本；以及皮姆的「行動者」理論，揭示產業鏈的各專業工作者，如何影響文本的生產過程。 從一個語言過度至另一個語言，陳榮彬認為文學翻譯不僅是語言的轉換，更是一種文化的翻譯。臺灣文學翻譯透過漫長且仍在持續的「變形」，不僅將島嶼的故事傳遞出去，更是在每一次的閱讀中重新定義自身，並在世界文學的宏大星圖裡，找到一個清晰、獨特、不容忽視的位置。 本書特色▪ 臺大教授暨翻譯家陳榮彬睽違十年最新作品▪ 國內第一本臺灣文學外譯研究專書▪ 剖析臺灣文學如何脫離「新自由中國」的框架，逐步建立臺灣意識▪ 解讀聶華苓、白先勇、鍾理和、夏曼．藍波安、田雅各、陳耀昌等作家的經典外譯作品
相較之下，關於《孽子》的翻譯研究，則是往往把酷兒研究與翻譯文本的分析予以掛勾，但是在進行文本分析之餘，兩者的論述都能意識到書名改譯成《Crystal Boys》之後，對於原書名甚至整本書產生了哪些影響。首先是美國學者白安卓於2017 年發表了〈全球酷兒： 英譯的臺灣同性情慾〉（Globally Queer?: Taiwan Homosexualities in Translation）一文，指出譯者葛浩文選用的書名一來略去了「孽」一詞帶有的佛教「業報」（karmic retribution）概念，二來這書名雖然讓讀者比較能夠進入小說的同志情愛脈絡，但卻淡化了白先勇強調的「父子關係」（male filiation）。另一篇代表性論文〈同志文學翻譯之敘事建構 : 以白先勇作品《孽子》的英譯為例〉，由中國學者李波撰寫，發表於2020 年，他採用翻譯研究學者夢娜．貝克（Mona Baker）於《翻譯與衝突：從論述的觀點來說明》（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一書提出的理論架構，在對譯文進行細讀式的分析後，認為英譯本「無論是封面設計、導語、譯者前言、註釋等副文本手段」都促成了「譯者重新定位自己、譯文讀者以及該時空涉及到的其他參與者」，因此翻譯顯然不只是簡單的語言轉換。由此看來，白安卓與李波的兩篇論文深具啟發性。首先，雖然他們談的都只是《孽子》一書的英譯本，但兩者的相關論述應該也可以延伸運用到法文及義大利文兩個譯本，尤其是追溯白先勇的小說從《孽子》變為《水晶男孩》，再從《水晶男孩》變為《夜晚的師傅》的過程。其次，《臺北人》的書名英譯從《遊園驚夢》經過十八年再變回《臺北人》，是不是也跟《孽子》的書名改變一樣，需要經過貝克所謂的「論述重塑」（narrative reframing）過程？如果需要的話，怎樣重塑？是不是像李波所觀察到的那樣，「導語、譯者前言、註釋等副文本」發揮了功效？這兩個問題是本文最為關切的兩個題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