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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François Jullien（朱利安）

　　法國哲學家、希臘學學家和漢學家。畢業於巴黎師範高校，1974年取得法國大學教師資格，隨後去北京大學和上海復旦大學學習中文。1978–81年擔任法國漢學中心香港分部主任，1985–87年在東京日法會館任駐地研究員。1978年取得高階博士學位，1983年取得法國國家東亞研究博士文憑。曾任法國漢學學會會長、巴黎迪德羅大學東亞研究部主任、巴黎國際哲學院院長、當代思想研究院院長以及葛蘭言研究中心主任。他曾是法國大學研究院資深院士、巴黎人文之家基金會「他者性講座」教授。2010年德國漢娜．鄂蘭獎、2011年法蘭西科學院哲學大獎得主。

譯者簡介

卓立

　　畢業於臺大外文系，巴黎索邦大學比較文學博士。資深翻譯家，主要翻譯人文學術論著和文學作品。其中譯法的作品有舞鶴的《餘生》，黃國峻《麥克風試音》；法譯中的作品包括佛樓定（Antoine Volodine）《作家們》；以及十多種朱利安論著，如《淡之頌》、《山水之間》、《從存有到生活》、《摩西或中華》等。現任職於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

前言

殘酷世界物語——誰需要後全球化？（摘錄）
廖咸浩（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

　　全球化曾被奉為一切落後狹隘思想的終結。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預言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秩序將在「歷史終結」後永世長存。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等理論家則宣稱，在全球化世界裡，所有地域與個體都將進入「後國家」（postnational）狀態——這也是一種宣告新秩序降臨的方式。當時這種「從此快樂的生活在一起」的想像，所肯定的就是建立在自由貿易之上，並致力於鼓吹「天下萬物（從資本到人類）皆自由」的美式文化，也就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neoliberal globalization）的霸權。

　　然而這種「歡樂」與「自由」竟然消失於轉瞬間，而手刃新自由主義的竟是當初的催生者——美國！首先我們看到的是，歐美極右翼勢力全面崛起，並以美國馬首是瞻。其次是自川普（Donald Trump）的第一任期以來，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已成常態（歐盟也不遑多讓）；川普在2025年二度上任後，更將貿易戰鑼鼓喧天的進行。一時間，我們彷彿被拋回到了一個充滿既視感的「未來」。柏林圍牆倒塌時，波德希亞（Jean Baudrillard）就曾預言：如今西方失去了這道劃分敵我的明確界線，必將陷入尋找內部敵人的焦慮。如今他們不但找到了內部敵人（移民），也再次找到了外部敵人（中國及金磚組織［BRICs］）。

　　「全球化」究竟在何處脫軌失事？所謂全球化實則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卻被包裝成不可抗拒的天命——尤其柏林圍牆倒塌後，其擁護者更宣稱從此再無更優選項。這個程序不僅不會終結，更因市場能自我調節，而毫無漏洞與不確定性。「派對永不結束」的幻象，源自對「市場原教旨主義」（market fundamentalism）的信仰，亦即只要西方堅持自由貿易，新自由主義的魔法就能永保太平。

　　但1994年墨西哥危機、1997-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迄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的連鎖反應，戳破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乃是「萬靈丹」的謊言，並直指其本身就是病灶。2008年的危機導致跨境金融萎縮，更是敲響了經濟全球化的第一聲喪鐘。雖然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受害者遍布各地，反全球化運動也涵蓋從左到右的各種意識形態，但最激烈的反抗竟來自曾最狂熱推動此秩序的第一世界國家內部的受害者（或自認為的受害者），並協助催生了新興的右翼民粹主義。民粹主義的反彈導致了英國脫歐、歐洲各國的右傾及保護主義，以及拜登（Joe Biden）和川普政府相繼祭出的保護主義政策。特別是美國高築貿易壁壘，可謂新自由主義最大的自我矛盾及自我拆解。

　　西方（尤其美國）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失靈的反應如此激烈，實因其原先的順暢運作本就以「美國治世」（Pax Americana）為前提。換言之，美國霸權擴張才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核心動能，其利益與此秩序可謂渾然一體。甚至可以說，影響此秩序的重大決策均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與美國財政部制定。索羅斯（George Soros）在90年代至金融危機前的「超級全球化」（superglobalization）時期所說的一段話，簡短有力的反映了上述現實：「古羅馬只有羅馬人能投票。現代資本主義體系裡，只有美國［實為華爾街代理人〕有表決權，巴西人門都沒有。」只要這個秩序能讓人口僅佔1%的權貴持續膨脹財富，而大眾尚未呻吟，「美國治世」便能安如磐石。但當全球化浪潮無法托起西方社會所有船隻時，習慣優渥生活、損失最慘重的西方民眾，必然掀起民粹狂潮反撲，因為他們急需找到敵人並擊退之。

　　但當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締造集團的統治階級所真正憂慮的，並非大眾的苦難，而是西方菁英無法繼續獨佔鰲頭、牟取暴利。故當全球化對西方（尤其美國）有利時，不惜代價也要推進；當其不利於西方時，便被貶為傳輸「邪惡」的管道——正如歐巴馬（Barack Obama）2009年在諾貝爾和平獎的演說所強調：「千萬不可心存僥倖，世間確實存在著邪惡。」這些邪惡包括思想、商品，更包括污染白人高貴血統的移民。不少西方領袖們都相信，當前所有的社經困境都源於「邪惡」（移民與中國）滲透進了新自由主義秩序，而非秩序本身的系統性缺陷。

　　這種試圖將「他者」（the Other）予以驅魔的作為，所流露出來的急迫感，實與西方的衰落密切相關，特別是經濟全球化引發的國內經濟螺旋式下滑。中國在太陽能板、電動車、電池、造船、高鐵等多個領域的技術突破與經濟實力，使西方陣腳大亂（甚至懷疑陸製港口起重機會造成國安危機）。無論是真實或想像，「中國威脅論」暴露了西方難以接受需與文化地位「低劣」的後至者共享世界財富——以「普世主義」始祖康德的說法就是，要能加入「普世社會」（cosmo-polis），必須有夠格的「國民性」（national character），否則根本不配成為其中的一員。如此激烈的反普世主義態度似乎意味著，現行全球化模式的崩潰已迫在眉睫。

　　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真的會全面終結嗎？恐為時尚早。無論處於全球化網絡中心或邊緣的國家，都已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深度成癮；西方核心國家的統治階層持續從跨國商務榨取暴利（儘管對全球化的「漏洞」憂心忡忡），邊緣國家統治階層則樂於接收全球化的殘羹冷炙。各地民眾更有志一同的沉迷於一種精神鴉片——標榜「個人自由」的「生活風格」（life-style），而任憑各國統治階層將其轉化為動員群眾的魔咒。這種自由的幻象將持續麻痺大眾，直至其微薄的收入無法再支付「自由」的代價。新自由主義體系的這一天無可避免，因為過度強調個人自由的目的，本就是為了遮蔽社會正義之不逮，以便讓富人無礙的繼續擴張財富。

　　事實上，「生活風格」對大眾的誘惑，堪比金錢對全球統治菁英的吸引。這種強調「個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的生活風格，源自70年代紐約保守派（金融建制派）對左派市政府的「大反攻」，並成功瓦解後者對社會正義的追求。彼時保守派透過在大學、教會、專業團體等機構中努力播種宣揚，「營造出新自由主義乃是自由之唯一守護者的輿論氛圍」，其成果的高峰之一，便是紐約所謂的「前衛」文化。

　　儘管前衛藝術在一戰前的歐洲已掀起波瀾，但終不免被兩次大戰壓縮其空間，二戰後又遭左派排擠，而壯志難伸。然而，經紐約文化圈將之收編馴化後，竟成為某種「官方文化」。用哈維（David Harvey）的話說：「新自由主義化需要從政治經濟層面建構基於市場的民粹文化，其特徵是差異化的消費主義與個人的道德放任主義。」這項工程最終導致「文化的新自由主義化」，孕育出庫哈斯（Rem Koolhas）稱為「癲狂紐約」（delirious New York）的偽前衛文化。後來被稱為「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文化中較具商業氣息的一面，便是濫觴於此生活風格，並風行草偃蔚為全球風尚，讓各地的群眾耳濡目染，內化成本能而不自知。與經濟全球化不同的是，這種文化全球化除了某些細節之外，至今未見明顯衰退。

　　迄今對文化全球化的主流論述，多假定這種文化霸權將永世長存，因而幾乎無條件頌揚全球與在地文化之間的「雜交」（hybridization）、「在地全球化」（glocalization）或「混血化」（creolization），並視此為在地文化唯一的出路。但這種「全球大雜燴」（global mélange）的理論存在著兩大謬誤：其一，將全球等同於普世（universal），在地等同於特殊（particular）；其二，對西方核心國家文化與全球邊緣地區文化的權力關係視而不見，而將現狀自然化及合理化。故文化全球化的雜燴理論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的天命論，實為騎乘資本洪流君臨天下的核心國家（尤以美國為首）所精心編造的敘事之一體兩面。憑藉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世界銀行（World Bank）、IMF等機構的威力，此敘事通過絕對經濟優勢與文化霸權雙管齊下，使多數非西方國家無法攖其鋒。故文化全球化雖不斷被盲目讚頌為文化融合，實則強烈趨向同質化與美國化——即瑞澤（George Ritzer）所稱「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將之理解為與「美國治世」相表裡的新殖民主義，並不為過。

　　對新自由主義「生活風格」的沉迷與其秩序失靈兩者間的非同步狀態，阻滯了此秩序之替代方案的出現——因為其生活風格所製造的幻象為其秩序的苟延殘喘提供了理由。新自由主義生活風格的誘惑一度似乎受到了一些挑戰，比如日本動漫文化（anime）之無遠弗屆，及韓流之風行草偃，然而此二者非英語文化的本質，並無法撼動以美國為主的西方軟實力。但無論如何，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的崩解，還是讓其批判者彷彿看到了一絲希望。然而，就在此時，其2.0版已悄然在經濟全球化的廢墟中，如火鳳凰般升起——監控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此一新形態的資本主義對全球的重新覆蓋，又形成了一種新的全球化，而且比起1.0版其影響力更加中人於無形。

　　監控資本主義的興起讓人意識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雖然面對非西方國家經濟的崛起，而開始步履蹣跚，但因美國掌握了尖端科技，特別是數位科技的最前沿，使其造夢的能力不退反進，且與英語的霸權相互拉抬，而成就了一種更密不透風的全球化。這種全球化同時在意識及物質上進行更深入、更全面的宰制：臉書、亞馬遜、谷歌、IG、X等平台皆以科技的中性之表，行意識塑造之實。最近幾年烏克蘭的戰火不歇及加薩的殺戮升溫，雖然一定程度必須歸咎於西方主流媒體的好戰輿論，但社媒平台愈發兩極化與簡單化的訊息，更是在網路世代的心中將世界輕易分割成上帝與魔鬼的陣營。這樣的極化工作及好戰輿論，對西方而言是必要的，因為監控資本主義的唯一目標就是，強化西方（特別是美國）對全球資源的控制與攫奪。矽谷的科技寡頭們（technology oligarchs）形成的「寡頭兄弟會」（broligarchy）所大力倡導的「黑色啟蒙運動」（Dark Enlightenment），更可視為監控資本主義反進步（reactionary）趨勢的最新體現。「寡頭兄弟會」所擁抱的意識形態，表面上與科技發展同步邁進，實則是一種以「威權主義」來「處理全球資本主義之結構性危機」的企圖。

　　「黑色啟蒙運動」是由柯特斯．雅文（Curtis Yarvin）及尼克．蘭德（Nick Land）所倡，以反民主、反平等、反啟蒙價值為其主要思想。原先只是極為邊緣的右翼意識形態，但在川普第一任時，由其幕後的影舞者彼得．席爾（Peter Thiele）將之帶入了主流政治。這個所謂的運動，其實原先只是一種意識形態，但因為有多位矽谷科技大亨為其背書，特別是席爾一手調教的范斯（J. D. Vance）成為副總統之後，更搖身一變而有了近乎一統美國右翼的態勢。這套意識形態以看似深奧的哲思為表（特別是蘭德還是大學哲學專業的教師），但骨子裡賣的其實是納粹「科學種族主義」（scientific racism）及優生學（eugenics）（蘭德統稱二者為「超級種族主義」［hyperracism］）的舊酒。「超級種族主義」自謂依托於最新的科學發展來自圓其說，並已將優生學演化成「超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強調以科技來改變人類的生理條件以達成人類的不朽，但此處的「人類」，只涵蓋極小一部分的——從彼等眼光看來——菁英（實多為富人）。

　　但正是這一層「偽科學」（優生學及種族生理差異論［Human Biodiversity］）的面貌及其「思想」的包裝，使得「黑暗啟蒙運動」受到了不少白人矽谷「菁英」的青睞，包括許多知名科技大亨，如馬斯克（Elon Musk）、彼得．席爾、祖伯格（Mark Elliot Zuckerberg）、馬克．安椎森（Marc Andreessen）、貝佐斯（Jeffrey Bezos）等。「超人類主義」本來就與科技的發展緊密相關，而擁有巨大財富之後對死亡產生的焦慮，更讓這些科技寡頭對此思路趨之若鶩，不但巨額贊助，也身體力行。但如前述，「黑暗啟蒙」的偽科學部分仍然是過去的老套，其種族優越論的基調並無任何改變，一言以蔽之就是：種族之間智商有別，白人先天在認知能力上強於其他種族，故理論上應宰制其他種族，卻因為「民主制度」讓平庸之徒在各地掌權。這些「科技寡頭」的論述，特別強調從法國大革命之後，人類文明就開始受到無知大眾的糟蹋，並連帶威脅到了人類文明的主要創造者——白人——的生存。因此，為確保文明的存續，就必須儘速摧毀民主制度，以回到前現代的菁英統治。而摧毀民主最便捷的方式就是透過「加速主義」（accelerationism），也就是加速資本主義及科技的發展，以造成全球混亂，從而終結民主體制。唯有如此，白人才有救贖的機會；若不予改變，則白人最終將遭到滅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