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布魯諾．拉圖, 雷比內 Bruno Latour, V. A. Lépinay出版社：群學出版日期：2017-05-07語言：繁體中文ISBN/ISSN：9789869470803裝訂方式：平裝頁數： 224頁開數：13.1 x 19 x 1.12 cm開類別：精選書展 > 科技與社會
作者簡介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 1947年出生於法國知名酒鄉伯恩（Beaune）。哲學是拉圖最初接受的學術訓練，之後於非洲服役期間對人類學產生濃厚興趣，並曾在象牙海岸從事田野工作。1975-1977年間，他在加州的沙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進行參與觀察，充分運用民族誌方法。1979年，與社會學家伍爾加（Steve Woolgar）合著《實驗室的生活》（Laboratory Life），乃上述調查的具體成果，也是新興學術領域「科技研究」（STS）的奠基之作。1982年起，拉圖任職於巴黎高等礦冶學院的創新社會學研究中心（CSI）。在CSI他與同僚發展並奠定「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 ANT）的基礎。在2005年底從CSI轉至巴黎政治大學（Sciences Po.）的組織社會學研究中心（CSO），2013年起擔任巴黎政治大學媒體實驗室（Médialab）負責人。 拉圖著有作品十餘冊，包括已被譯為多國語言的《我們從未現代過》、《巴斯德的實驗室：細菌的戰爭與和平》。這些作品既開啟研究的全新可能性，也拓展了讀者的思考與視野，充分體現出他具原創性且飽受爭議的精彩學術旅程。晚近拉圖更拓寬學術關懷，除了探討科學，亦以其獨特的理論觀點，開創經濟、法律、生態等領域之研究。雷比內（V. A. Lépinay） Vincent Antonin Lépinay，人類學及社會學博士，曾為麻省理工學院（MIT）的STS學程之助理教授，現任教於巴黎政治大學（Sciences Po.）社會系，並參與拉圖主持的媒體實驗室（Médialab），研究興趣包含科學史、組織理論等等。譯者簡介陳榮泰 清大歷史所碩士。因學習科技與社會（STS）而接觸拉圖的社會學以及塞荷的哲學。近來關注複雜系統（包括生態農業）中的知識與倫理問題。譯有《失控的佔有慾：人類為什麼汙染世界？》、《巴斯德的實驗室》。伍啟鴻 清大哲學所碩士。近年投入生態農業，試以不一樣的生活方式摸索人類物種的定位，以及群我的相處之道。譯有《失控的佔有慾：人類為什麼汙染世界？》、《巴斯德的實驗室》。
當代社會理論名家拉圖解開經濟理性背後的熱情之謎 「理性是，且只應當是熱情的奴隸。」──大衛．休謨 「如果光看交易所裡的價值升降，而不考慮其心理作用，不考慮大眾因企望和沮喪而生的情緒反應，以及引發投機客狂熱的好壞消息如何傳播，那麼這些數字一點意義都沒有。」──加比列．塔德 「經濟中的一切都是不理性的……經濟中的一切都是『超乎經濟的』。」──布魯諾．拉圖與雷比內 塔德（Garbriel Tarde），一位遭到遺忘的古典社會學家，在他的時代恰好經歷了人類史上第一場全球化運動。從當時延續至今的主流經濟學，深信人是理性的動物，只是各人的自利恰好受「看不見的手」所控制。塔德並不認為經濟行為等於冰冷的數字計算，他反而希望我們看到人類行動背後的激情。「在經濟裡頭沒有什麼是客觀的」，根據塔德人類學，萬物反而充滿集體的、相互的主觀性。因此，量化方法不該只侷限於探討經濟交易，而是該擴充到榮譽、信任、真實、信仰、美感等各種面向的社會價值。 拉圖（Bruno Latour）及雷比內，將在本書挖掘塔德的社會思想，替遭逢另一場全球化，卻仍受困於經濟學窠臼的我們，探詢一條出路。本書特色 ◎百科全書式的跨學科視角，穿梭於經濟學、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與哲學之間。 ◎Tarde對經濟學的反省洞見十足，其論點受到許多當代學派呼應，如制度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市場人類學。 ◎推翻當前主流經濟學諸多想當然耳的假設： ．看似客觀且方便衡量的貨幣只是經濟活動的表象；分析經濟現象時，唯有注意理性計算背後的激情，才能掌握事情的全貌。 ．經濟學家喜歡談適者生存，但經濟的核心並非競爭，而是創新。 ．「完美市場」是一種迷思；一昧假定市場會自動朝均衡態發展，只會讓經濟學變得更接近宗教，而更遠離科學。
塔德素來是社會學家休斯（Everett Hughes）所謂的「理論想像」之能手。……拉圖和雷比內對塔德《經濟心理學》的這本引介性著作之優點，是讓我們見證該作的概念豐富度。在人類學和社會科學更普及的時代，我們非常需要新的「理論想像」，藉以試圖鬆動當代的政治經濟詞彙，無論是「全球資本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Matei Candea │ 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院講師
第一章 經濟之所以能夠計量，正因為它是主觀的 不要再把衣服穿反了 經濟學家居然搞錯自己學科的正、反面，我們要如何解釋這樣的錯誤呢？近十多年來，市場人類學一再印證了塔德所提出的理由：要不是（最廣義的）經濟學家把計算技術延伸開來，任何經濟關係都不會存在。經濟學這門學科發明於十八世紀，卻並未發現到一塊新大陸；這塊新大陸是由它用一磚一瓦打造出來的，甚至應該說，是被它組織、被它征服、被它墾殖出來的。用卡隆（Michel Callon）強而有力的表達方式重述，經濟這東西本身，是被經濟的學科所展演和格式化出來的，所謂：「沒有經濟學，就沒有經濟。」與十八世紀的孤島文學 所言相反，又誠如博蘭尼（Karl Polanyi）指出，人並不是天生就是經濟學家，他是後來才成為經濟學家的。不過還得加上但書：他身邊要有足夠的計算工具和方法，讓他得以看到、讀懂那些原本難以捕捉的差異。所謂經濟化，並沒有揭露出人性的人類學基礎，而只是以某種方式組織起人性所沒有的內容。我們很快就會看到，人類真正的本性也並未因此而被發現。 到底是因為經濟學家哪一方面的工作，才把事物的關係給格式化了（不是他們的話，這些關係便會呈現完全不同的形式）？為了弄清楚這一點，我們必須知道，計算裝置以及規格化標準（如貨幣）的發明所附帶來的小配件。 「財富這種東西，實在簡單得多，衡量起來也容易得多；因為財富的程度無限，種類卻極少，而且這些種類上的差異還即將消失。因此，當財富逐漸取代尊貴，財閥統治逐漸取代貴族統治，就使得社會狀態更容易受數字和度量所支配。」 ……當衡量變得「更加簡單」，「社會狀態」反過頭來也就變得更容易標示出來。因此，我們應仔細區辨兩類衡量：第一種是「衡量結果」，它旨在捕捉現實狀態；第二種衡量不同，它是「衡量行動」，也是對社會世界的格式化。如此區分之後，我們看到要實行真正的經濟量化，其實還有其他工具可用： 「個人的榮譽不下於他的信用，沒有比不上他的財富，也很容易在不改變本性的情況下提高或降低。因此，榮譽也是社會量的一種。 神父與修道士對如何產生信仰、『真理』的鑽研，其仔細程度絕不下於研究財富再生產的經濟學家。他們可以教導我們，哪些作法為傳教所需（如靜思、講道、勉力冥想），而哪些書本、談話或哪類行徑則會對信仰不利。」讓我們引入「價值計」這個字，用來形容所有能使價值判斷變得可見、可判讀的裝置。塔德即將把這些價值判斷作為基礎，建立他所謂的經濟學。不難想像，塔德必定對現在這個時代感到莫大興趣，畢竟這時代見證了各種新的「資料搜取器」不斷增生，如收視率、民意調查、市場調查、「星光大道」、競賽、評級、拍賣出價、間諜偵查、「滑鼠點擊數」等等，琳琅滿目。要「使社會狀態更容易受數字和度量支配」，這些資料搜取器可說是彌足珍貴。我們幾乎可以說塔德運氣不好，他的預言早了整整一個世紀。他所謂「質、量兼備」的資料形式，在如今資訊新技術下已不斷增生。人人都說他像「文學家」般天馬行空，說得沒錯呀：他想要計算欲望與信念，儘管他那時候的統計學（這方面他當然是老行家，畢竟他主掌過法國法務部統計局）仍失之簡陋，遠不能勝任其事。當前的數位化潮流則使我們更加注意塔德的論點。 如何得出明確的量 不過我們要小心理解他的思想：萬物之所以潛在上都是「數」，無非是因為價值計所做的，正是匯集、濃縮、萃取並簡化各種微妙的度量和無數的「邏輯對決」（duel logique）――當我們碰見那些我們所依附的人，並賴以維生時，邏輯對決便在我們身上一再上演。換句話說，塔德並非宣稱經濟學家把計算裝置用來展演社會，就像用勺子把無定形的麵糊倒進鬆餅模那樣。如果要說的話，這份麵糊裡早已經有一類特殊的「量子」，但它和經濟學家所謂的可計量物之間只有間接關係。這種間接的特性，正好說明了他們在企圖使自己的學科變得更科學時為何經常搞錯，也說明了他們為什麼誤把反面當正面。不過同樣地，這不是在抱怨經濟學家，也不是說他們的計量癖把同一種理解事物的標準套用在所有主題上。相反，塔德斷定說，我們應該感嘆他們對計量的胃口還不夠大，還不曾從每一種實作中找出他們情有獨鍾的張量。他認為經濟學家連計量這件事都沒搞好，可見一旦其他類型的計量得見天日，將會有多少有趣的事情啊。但願有人能多花些心力去探索。 我們手邊還有其他能真正量化經濟學的工具，這一切都證明了計量的巨大蘊藏。 「還有很多不同的量尺，每一類統計都是其中之一。政治人物聲望的上升與下降，都可以用選舉統計準確測得。」正確來說，所謂計算，乃是不同評價的互比（intercomparison）。我們在任何價值計或榮耀計中都看得到這過程，與貨幣本身沒有什麼關係。所以，我們其實可以很容易就能追蹤兩個領域間的互比。比如說報刊與貨幣，儘管很可能會被經濟學家分別看待，但塔德依然把它們連繫起來，絲毫不費吹灰之力。 「報刊的發展使道德價值的計量特徵益發顯著，也使道德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的互比變得愈來愈正當。早先，在貨幣還不若當前那樣通行的時代，交換價值也必定相當混淆難辨；但隨著貨幣的傳播與統一，交換價值變得明確起來，從而也就首度催生了政治經濟學。同樣地，在日報出現之前，文章的科學或文學價值、個人的名望與聲譽，這些概念都仍然很模糊，因為人們要費很大力氣才感受得到這些東西的上升與下降；但隨著報刊的發展，這些觀念變得明確，變得突出，足以當作一種新哲學思辨型態的對象。」 我們看看這平行關係如何獨到：塔德並未說報刊俯首於「金錢淫威的毒害」；要連接這兩個領域，我們並非得要先研究隱藏在下層結構的力量。誠如我們即將看到，對塔德來說，下層結構根本就不存在。這兩個領域間的關係再密切不過了。塔德比較了軌跡與傳染的兩種模式；已流行幾世紀的第一種模式［道德價值］，與剛問世的第二種模式［交換價值］，都讓人看清該運用怎樣的工具與裝置，才能從局部、個人且不方便的計量，邁向普遍化、快速而反身性的計量。信用和公信力都需要一些會計工具，或者套一個塔德沒用過、卻把互比的移動定義得相當清楚的術語：它們都需要度量衡學。不同的價值計逐漸形成各種的度量衡鏈，使得不同主觀性之間的互比變得愈來愈「明確」、「突出」，也愈來愈「足以當作一種新哲學思辨型態的對象」。所謂新型的哲學思辨，塔德當然不忘列入科學社會學――它是知識文獻的典型度量衡學。此度量衡學之所以變得既看得見又可判讀，正是由於人們稱為「公信力」的準貨幣擴展了開來；而正是如此，且特別是在這裡，甚至產生了有精細差異程度的信念。內容連載頁數 4/7「個人的信用、名望與聲譽如何誕生？又如何增長？這林林總總的生產形式，和財富與市價的生產一樣，都很值得我們花時間關注。……如果某某商品的生產量多少和市價高低，都能受「自然律」的安排，那麼，為什麼就不能也有別的自然律，規定了其他量值的出現、增長、上升或下降？比如公眾對某某人的崇拜、人民對君主的忠誠、對宗教的虔敬，以及對某某制度的信賴，不能也如此類推嗎？」 計量是一切科學的根本。如果你真想要量化什麼，那就往手邊尋找所有類型的量子，而不要單單只用其中之一去分析其他類型。榮耀的計量也很適合用來分析財富，財富也可用來分析信仰，或者用信仰分析虔敬，諸如此類。 量化沒錯，但要恰如其分 我們終於明白，在塔德心目中經濟學家到底搞錯了什麼：錯不在於他們想要量化，錯是錯在他們沒弄清，何者是能穩固他們學科的正確源頭。他們錯把「衡量行動」當作是「衡量結果」。而他們之所以能做衡量，是因為互比鏈的延長；但問題是，他們自以為觀察到的，並非真正使互比鏈得以延伸的現象。的確，他們以為經濟學要進步，就該更冷酷、更有距離、更客觀化。 「盡可能做到客觀、抽象，此乃基本方法⋯⋯最理想的情形是，把諸如信用、服務、勞動，以及潛伏於它們底下的感知與情緒，通通用抽象掩飾起來，令人察覺不到；然後再把抽象當作對象，當成是真實而物質的對象，好比化學家與物理學家一樣，面對同樣的對象，服膺於數字與度量的法則。貨幣與財金的篇章似乎實現了這雙重理想，就像物理學或化學一樣可以計數與衡量，於是便理所當然，成為經濟學家的園中至寶。」 貨幣被用作為衡量的行動，當然極為優越。但是貨幣所做的，與其說是衡量某個東西，其實更像是為了方便掌握它的簡化記錄；而且表示成數字之後，便和那東西本身再沒有絲毫瓜葛。因為這一點，經濟學一直為人文主義者所詬病。但原因卻不是他們所說的，是由於「人心不能被化作計算」；而是剛好反過來，由於人心隨時都在計算和比較，但用的卻是另一個秤砣，以及其他眾多更難判讀、對比更不明顯的砝碼。於是塔德便接著上一句話，建議我們轉移注意，去看一下所有度量的真正來源：「儘管如此，如果價值（貨幣僅是其符號）不是各種全然主觀事物的結合，不是信念與欲望、觀念與意志的結合，那麼它就什麼都不是，徹頭徹尾地什麼都不是；同樣，如果光看交易所裡的價值升降，而不考慮其心理作用，不考慮大眾因企望和沮喪而生的情緒反應，以及引發投機客狂熱的好壞消息如何傳播，那麼這些數字也就一丁點兒意義都沒有。」 之前說到經濟學家搞錯正反面，可能會被以為是無事生非，但現在應該真相大白了。 「經濟學家並不是渾然不覺他們研究主題的這種主觀面向……只是總視之為經濟科學的反面，而非正面。我再說一次，這些大師誤以為只要把主要的關懷（甚至是唯一的關懷）投注在外在面向，就能為他們的觀察豎立尊嚴，達到科學專業的地位。即使他們得要直接考慮研究對象的心理面向（例如勞工的動機與消費者的需求），他們設想出來的人心也是如此簡化、如此概括，幾乎可說是殘缺的人類靈魂，以致這極少量不可或缺的心理學，不過像是一條簡單的幾何學公設，只是用來支持他們的演繹推論。」 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引用上文，大概便會被當作是對經濟學家的常見抱怨，又是在不滿他們對量化的狂熱。而事實上，這段落卻應該被看作是一種號召：他要我們在各處（尤其是在別處）尋找適當的價值計，以捕獲形形色色的「人類靈魂」——當這些人評估得失，當他們相信，當他們渴望，當他們祈求，當他們期望，當他們內心充滿糾葛的時候。在這個受過挪動的新基礎之上，塔德向各門社會科學拋出「新政」： 「政治經濟學被如此包圍，的確會喪失其神秘的孤立性，無法再像一顆漂礫，置身於社會學的沙漠裡，等待形上學家或邏輯學家的催生；但政治經濟學從中亦將有所獲，它將在社會科學中取得真正的位置，並看到它的慣用概念、區分、理論受其他姊妹科學檢驗。這些姊妹科學將照亮它，也將被它照亮。」 不用說，知識史絲毫沒有認真看待這個協定。於是我們有一整個世紀的時間，深陷在有夠荒唐的觀念裡：我們一度以為經濟學科可以奇蹟地發現地底下的冰凍大地，揭露受僵硬法則支配的經濟事實；而經濟亦將有驚人能耐，可以凍結一切建於其上的上層結構；那麼，在社會科學的各門學科中，將唯有經濟學是真科學，只因它直指人類靈魂理性而客觀的核心。搞錯溫度 問題確實在於把經濟學量化，但關鍵在於，這得透過翻轉整個經濟學，讓它以相互主觀性為基礎，而矛盾的是，某程度上這是使它變成科學的唯一辦法。我們到底要怎樣總結塔德這一點創見，才能把它牢牢記住？答案是我們得要避免另一個知識論的謬誤（很快我們將看到，這在政治上同時也是嚴重的謬誤），即：以為增加愈多的價值計與度量衡鏈，經濟史就會從激情過渡到理智，從不理性過渡到理性，從熱絡的傳統交易過渡到「新自由主義」市場帶來的「經濟恐怖」。 「我們可否假定，隨著文明的進展，理性的進步便擔當起重責大任，將逐步實現經濟學家想出來的抽象，並剝除掉具體的個人除了自利以外的一切行動動機？但這個假設毫無來由。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都看到激情與智力一同上升與發展。……唯獨在經濟學世界裡（而非其他地方，連這裡也不是），我才瞥見一絲凍結的痕跡，帶人轉往激情漸減而理性漸增的方向。」 自從塔德在法蘭西公學院取得教席後，他觀察晚近的經濟現象：無論是階級鬥爭、第一次全球化、人類大遷徙、萬國展覽會不斷強調的瘋狂創新，或殖民帝國的瓜分，方方面面都未呈現出理性時代到來的景象。相反地，當時的經濟卻呈現出另一番景象： 「激情的強度前所未見，征服的野心出奇驚人，〔從中出現了〕一種嶄新的宗教，即社會主義，以及一種在原始教會以後再不曾見過的佈道狂熱。這些都是關懷，是熱切的關懷（intérêt passionné）。重點在於協調這些關懷，並與富豪資本家達成妥協。既然都是激情，前者並不比後者更不醉心於爭勝的願望、生命的自尊、權力的渴求。」 所以，經濟學是什麼？我們現在可以把它定義成「熱切關懷的科學」了。 請別搞錯，塔德並非告訴我們，經濟理性以計算與推論為務，但因為被熱情、集團、傳染、謠言所扭曲、綁架或擾亂，而將會難保公正；他也不是說，如果不可能的奇蹟降臨，使我們擺脫這一切非理性的混亂局面，我們終將發現經濟理性。不是這樣的！經濟中的一切都是不理性的；或者你高興的話，也可以說：經濟中的一切都是「超經濟的」（照這個詞最尋常的意義而言）。畢竟經濟乃由熱情所構成，十九世紀的驚人發展只是強化了它們之間的錯綜複雜。經濟學家瞥見此複雜關係的同時，因為事情太驚人，彷彿見到蛇髮妖女的臉，往往立刻落荒而逃。「經濟學家在構思『經濟人』（homo economicus）時，做了兩重抽象。第一次的抽象頗不恰當，它設想一個毫無人情味的人；接著，第一個抽象又想像這個人脫離了一切團體、行會、教派、政黨或任何組織。這第二次的簡化實際上是由第一次衍生而來，但同樣把人弄得殘缺不全。首先，當生產者與消費者、賣方與買方面對面時，歷史上從來沒有哪個時期，他們不是被一種充滿情感的關係連繫在一起的，諸如鄰里、同胞、宗教團體、文化社群；其次，他們身邊從來不曾沒有簇擁著一批無形的同伴，好比搭檔、朋友、教友，在議論價格和薪酬時，他們的思考便受這些人影響，最後甚至被迫聽從，這便經常有損嚴格意義下的個人利益了。實情就是這樣，從來沒有任何時候，就算是十九世紀上葉（儘管這是勞動史上僅見，所有同業公會彷彿都滅絕的時期），工人在面對老闆時，也都不曾全然自由地無須理會對同志的承諾，不論在形式上還是道德上；其實，連老闆自己也無法完全擺脫對同行甚或敵手的正式義務與禮貌常規。」 這些都是有待量化的情感依附，我們怎麼能夠忘記呢？我們會說，長久以來，制度經濟學（économie institutionnelle）、協定經濟學（économie des conventions）就認定這些情感糾葛為明顯的事實了。的確沒錯，不過塔德這本書可是誕生於1902年呀！為什麼我們整整耽誤了一個世紀？更重要的是，比起當今小心翼翼的學者，他的腳程快得多、視野也遠得多。現在的學者僅滿足於對純粹且完美的市場作修正，幫這個托勒密系統增加一大堆向各方旋轉的本輪，如契約、信心、資訊、規定、準則、集團等等。但就像一位作品無人問津的哥白尼，塔德已把量化的焦點搬到別處了。他筆下的「一批無形的同伴」裡，並未設想任何的「天意」，尤其沒有把「理性」當作是能協調一切的天意。塔德雄心之激進，使他無法棲身於任何學派；他要使那些「熱切關懷」的圈子繞著另一個太陽轉，而且那是一顆明亮而燃燒的太陽，一顆因燃燒而明亮的太陽。